​不可抗力因素？

不可抗力因素？

“接下来几个月乃至几年里会生出一大堆法律纠纷。”中国商界一位资深人士对新冠疫情的潜在法律和商业后果做出了这样的严峻预测。美国哈里斯-布里肯律师事务所（Harris Bricken）的丹·哈里斯（Dan Harris）担心，目前中国大陆的供应商以不可抗力条款（用来摆脱履约义务的一种含混的法律手段）免责的“涓涓细流”可能会变为“滔滔洪潮”。

这场危机无疑把许多公司推入了困境。如果这是一个一切如常的年份，那么大多数工厂会在2月初关闭一周左右，让农民工返乡过年。而到了此时，工厂本应在热火朝天地满负荷生产。但由于围绕疫区武汉的大面积封锁以及各地对出行的持续限制，工人目前还只是逐渐缓慢地回流。

投行摩根士丹利估计，到2月底，工厂产量可能只有正常水平的60%到80%。 结果是那些常常依赖“及时”交货的全球企业的供应链中断。由于本地市场需求疲软，中国的进口商也遭受损伤。

日本投行野村证券认为，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速可能从上季度的6%骤降至3%。 中国企业陷入了恐慌。为避免支付合同违约金，它们开始援引“不可抗力”条款。

2月17日，官方机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透露，它已向30个行业的公司出具了1600多份“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涉及合同金额超过150亿美元。该证明为企业援引不可抗力条款免责提供官方支持。该机构很可能会开出更多这样的证明。

这一切引发了几个疑问。首先，鉴于不可抗力条款通常是针对地震和飓风之类的“天灾”，它真的适用于可能由人类食用野味而引起的流行病以及政府为此采取的高压防控措施吗？第二，即使被认为适用，但在实际操作上，援引它真能免责吗？最后，冗长的法律纠纷是否在所难免？

关于第一个疑问，从常识来说答案是否定的，但有前例和官员给出肯定的答案。

自1972年起在中国工作的安与恩律师事务所（Anderson＆Anderson）的律师大卫·包恒（David Buxbaum）表示，2003年SARS疫情爆发后，一些大陆供应商成功在国内法院援引不可抗力条款免责。

2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裁定，为遏制病毒传播而实施的、干扰合同履行的政策（如停工停产和封城）应被视为不可抗力。 关于援引该条款是否切实可行，法律界莫衷一是。许多贸易合同属国际司法辖区管辖，对援引该条款的态度不像中国那么友好，法院没那么认可“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

本月初，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中海油援引不可抗力条款，拒绝接收荷兰皇家壳牌和道达尔交付的液化天然气，但遭到这两家欧洲石油巨头拒绝。贸易商私下认为这是中国大陆企业试图利用疫情重新谈判合同条款。他们嘲笑这种手段可被叫做“不可抗价格”。

“不可抗力在中国这样的大陆法系中是被认可的原则，但并非英国法律这类英美法系的原则。”英国西盟斯律师事务所（Simmons+Simmons）指出。

如果合同包含特定的不可抗力条款，一般只有伦敦和香港的法院会承认。因此，本地企业在中国大陆法院的听审中应该能获得更多同情。哈里斯认为，即使外国公司在海外获得有利裁决，可能仍需要中国法院执行，而中国法院会考虑“不可抗力事实性证书”，很可能裁定大陆公司胜诉。

德国供应链咨询公司Resilience360的托比亚斯·拉尔森（Tobias Larsson）认为，援引不可抗力条款可能令新冠病毒的冲击成为“自日本地震以来最大的供应链中断事件”。美国孖士打律师事务所（Mayer Brown）担心利用不可抗力条款和其他法律手段免责的做法“可能会沿着供应链蔓延到世界各地，导致其他司法辖区的公司寻求类似的解困手段” 。 尽管如此，仍有理由认为法律乱局或可避免。

在SARS疫情时期跨国公司可以轻松转向别处采购，如今则不同，中国企业已是许多行业里重要零部件关键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供应商。咨询公司艾睿铂（Alix Partners）的约翰·霍菲克（John Hoffecker）表示，相比争执不可抗力条款，自己的客户更关心的是能在中国的工厂复工后最先收到零部件。因此，外国老板可能会咬咬牙同意与挥舞不可抗力证书的供应商重谈条件，而不是冒着完全失去它们的风险大打官司。

转自《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