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开放格局中的建设、争鸣与导引——论《影视艺术》(2022-2024)的选文理
多元开放格局中的建设、争鸣与导引——论《影视艺术》(2022-2024)的选文理路与学术品格
主持人语

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给影视媒介与电影艺术带来深刻变化,新媒介迭代加速,电影也不断“扩容”——从经典影院电影到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大电影”、新媒体艺术、视听艺术,给电影理论建设带来强劲冲击。电影理论建设面临很多新课题,呈现出加速拓展、“沧海横流”之势。
在这种态势下,影视理论研究越发多元复杂,呈现跨界、跨媒体、跨学科等特征。毋庸置疑,影视艺术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架构,正像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呈现出纷繁复杂、跨领域、跨学科式的研究理路,研究视点和理论演进,一种“复调”乃至“众声喧哗”的态势。对此,需要进行深入透视、系统总结和高远前瞻,以有效阐释新问题,并应对时代与媒介发展之变。
理论研究一个很重要的指向应该通过理论批评的表象来揭示背后的规律,从过去式乃至现在进行时的历史中及时总结并汲取经验。对于理论生成机制的探讨意义重大。因为,“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时代”,重要的是“谁在说?”,重要的理论刊物肯定是理论生产机制践行者和话语建构的重要力量。更何况,有效的理论批评也可以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软实力。
“名刊研究”专题组织学者对《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影视艺术》《电影评介》《中国电视》等影视艺术领域名刊展开研究。笔者也与蒋佳音博士合作,总结并分析近三年执行主编《影视艺术》的心得体会,撰写了《多元开放格局中的建设、争鸣与导引——论(2022-2024)的选文理路与学术品格》一文,以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术》三年选文为分析对象,归纳其选文追求和学术理想,梳理其引领、推动中国影视理论建设和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努力。
本栏目组织刊发的四篇文章是对近年影视理论生产机制一次颇为务实的探讨,是对刊物、文章“表象”背后的内在学术发展理路、脉络的一次“寻踪”和“探秘”之旅。

【摘 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术》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权威选刊,不仅承担着汇集国内影视学界重要论文,梳理学术脉络,厘定前沿动向,引领学术发展的职能,而且肩负着构建中国影视艺术学科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等重要学术使命。
近三年来,《影视艺术》秉持“多元开放”理念,理论/批评并重原则,努力凸显在影视研究、批评实践和理论框架建构中的导向作用,通过设立“专题研究”“本期关注”“争鸣”等栏目,有效整合学界在电影史、题材与类型、电影美学、学派建设、知识体系建构,以及电影工业、人工智能、影游融合等前沿议题中的最新成果,推动影视学科理论、批评与历史研究的深度融合,深化“理论批评化”与“批评理论化”的学术话语实践。近年来《影视艺术》形成具有包容性的“整体观”学术框架,这一框架成为透视中国影视研究趋势和新近成果的重要参照,为中国影视理论体系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
【关键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术》;电影美学;影视理论;中国电影学派
当下时代,与电影概念从经典影院电影到具有较大包容性的“大电影”的不断扩容一样,影视理论的研究与批评也呈现出加速拓展、“沧海横流”之势。毫无疑问,“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带来影视媒介与影像艺术的深刻变化,也给包括影视艺术和众多新媒体艺术的整个‘大艺术’理论系统带来强劲的冲击。艺术发展的过程一定程度而言是艺术的范围不断‘扩容’的过程。以数字技术和数字美学为介质,以数字化影像为核心的影像新媒介艺术带来的新美学,不但开启了影视艺术与影像文化的新纪元,而且对以经典艺术(电影)为诠释对象的原有艺术(电影)理论体系和电影美学体系带来了新的深刻挑战”[1]。在这种态势下,影视艺术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架构,正像其他人文学科一样,进入一种“复调”乃至“众声喧哗”的阶段。与学界所广泛感知的情况相似,影视研究正不断超越过往学术框架,伴随着诸如消亡主义的哀悼和进化主义的狂欢等多种迥然不同的学术情绪,以不可预测的姿态[2],呈现出纷繁复杂、跨领域、跨学科式的研究理路,研究视点和理论演进,越来越依赖于来自不同领域和背景研究的交汇与互渗,学术发展也呈现出“多声部”特征。

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术》2025年第1期 封面
对于中国影视学术而言,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术》是统摄国内影视学术动向的重要窗口之一,也是总结、形塑影视研究趋势和框架的实践场,更是引领学术未来发展的高端平台。《影视艺术》是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设立的专业期刊,旨在通过精心筛选国内影视艺术研究最新成果,对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重要关注焦点、研究动态及嬗变趋势进行提炼与聚焦,从而推动中国影视学科的学术研究与批评实践演进。毫无疑问,《影视艺术》一直是中国影视理论与批评发展、学科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前沿阵地。
在当前影视艺术多元发展的背景下,近三年来的《影视艺术》秉持“多元与开放”的编辑理念,理论/批评并重、中/西、史/论/评兼顾等选文原则,梳理、归并、凝练并回应国内外影视学术的最新热点和共同关切,通过栏目革新,倡导一种包容性的影视学术理念,同时也积极鼓励学术争鸣。本文以该刊近三年的选文为分析对象,梳理其推动学术发展的努力和作用,归纳其学术追求和意义,并在此过程中对近年中国影视的研究趋势进行观照和梳理。
影视理论的多元发展导向与学术主题凝练
21世纪以来,中国影视学术在现实实践与学院传统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对于前者而言,中国影视于世界影视的热潮中崛起,“于阵痛、曲折中不断走向辉煌”[3],体制革新和产业升级,对学术理论及观念催生具有毋庸置疑的意义。与此同时,和产业一样,“追赶”的愿望也始终内嵌于学术研究。从学院传统来看,中国影视艺术研究一方面承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文学性”、文化批评等理论意识萌芽;另一方面也不断被世界影视学术发展趋势冲击。可以说,当“宏大理论”尚未完全被中国影视学术消化之际,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和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的“后理论”学说又重新将文本推回影视学术中心,发起从理论向形式的转向,重新开辟了“中间层面”(a middle-range)的研究。这不仅启发了一批中国学人,使叙事、风格、形式和类型研究在中国影视艺术研究中蔚为大观,某种程度上也反哺了中国影视产业。而“理论和后理论”的争辩浪潮未竟,数字时代又再次使影视学术的视野走出文本,生成以“后电影”命名的新理论框架。在“后电影”的研究视域下,数字化(Digitalization)、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新媒体技术(New Media Technology)、哲学关联(Philosophical Correlation)成为新研究阶段的关键词,并且明显呈现出学术跨领域、跨学科的新态势。当然,如同“后理论”没有自觉的数字时代电影发展问题的问题意识,“后电影”缺乏对电影研究方法的自觉反思意识[4]的批评一样,“理论框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显露出那些构成这一框架基本的历史性”[5]。影视艺术的学术研究并非线性单一的进化过程,而是始终处于突破、回溯、反思和再建构的动态性中。故而,上述不同理论框架和视角在中国影视学术中并存,且因知识交叉而衍生出的新视野和方法,不断再度激励理论、批评和历史的新研究,也为未来人工智能时代“后后理论”抑或“后后电影”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和导引。
中国影视学术研究的体量和内涵不断扩展,不仅推动了学术视角的多元化进程,也引发了对理论方向和学术趋势的深入反思,学术期刊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当前国内影视学术的格局中,《影视艺术》不仅是重要的学术刊物,更是学术建构和知识生产的重要媒介场。《影视艺术》虽不直接进行一线编辑工作,但作为整个影视研究成果的再提炼,杂志所筛选、转载的文章对塑造影视学术的知识结构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也是评估学术期刊贡献与影响力的关键指标之一。
为更好地达成上述目标,积极回应中国影视研究领域的动态变化,近年来《影视艺术》在刊物编辑上作出两方面的革新:
首先,杂志新设立“专题研究”和“本期关注”栏目,每期栏目大致收录2-5篇近期文章,逐渐形成《影视艺术》的常设栏目及刊物特色。“本期关注”与“专题研究”体现了杂志对当前学术重点和热点议题的判断和选择,旨在引领并进一步激发相关议题的后续学术发展。

如表1所示,“专题研究”栏目展现了对几个核心主题的深入关注。首先,栏目聚焦于电影史与地域文化研究,如“百年香港电影”和“媒介考古”,探讨电影在不同历史背景和地域语境中的演变;其次,栏目涉及类型与概念研究,其中“科幻电影”多次成为重点,反映了这一类型在中国影视研究中的活跃态势;而“新西部电影”的阐释则反映出类型电影在本土语境中的独特演进。此外,哲学与技术的前沿理论在“专题研究”中同样占据重要位置,如“德勒兹研究”“人工智能研究”和“电影关键词”等主题,体现了中国影视学术在技术革新的背景下对影视理论的持续探索。
“本期关注”栏目视野更加宽广,聚焦当前影视艺术领域的热点议题与广泛背景,尤其是具有跨学科特质的研究方向。所转载、整合的文章往往是基于时代变革而产生的创新思考和理论拓展,展现出强烈的前瞻性。例如,围绕“中国电影理论与学派建设”“电影学科建构”“电影理论体系建构”等主题,栏目高度关注中国电影学派及学术体系的建立,强调其理论框架的构建与完善。与此同时,“本期关注”还多以跨学科研究趋势为立足点,对影视学术的多元探索进行脉络梳理。从文化与哲学层面的探讨,到技术与新兴媒介对影视的影响,都得到了系统呈现。除此之外,栏目还深入探讨电影与伦理、跨媒介改编、传统转换与神话改编等主题,展示了影视研究所关涉的文化与哲学维度;在较为前沿的研究视野上,栏目也多次聚焦“人工智能与影视”“影游融合”等议题,凸显《影视艺术》在编刊过程中对新兴技术与媒介艺术、影视创作及理论研究影响的敏锐关注。
“专题研究”和“本期关注”在栏目功能上形成一定程度的互补关系,纵横交织,全面透视当前学术焦点。相对而言,“专题研究”注重学术主题的深入探索和理论建构,促进形成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的研究成果,引导学术界进一步的关注。“本期关注”栏目具有更宽泛和灵活的选题策略。它不拘泥于某一特定理论领域,而是着眼于影视艺术领域中的最新热点和多维背景,涵盖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跨媒介现象等多个方面。通过跨学科的视角和综合性分析,“本期关注”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影视艺术与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问题之间的联系,积极回应影视艺术实践中的现实需求。

栏目革新之外,《影视艺术》还在各方的努力之下,于2024年成功实现了刊物的扩版。扩版为应对学科发展趋势、丰富学术交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首先,扩版使得《影视艺术》在内容容量上的提升变得显而易见,杂志由原来的约96页扩展至约120页,全年转载文章数量也从往年的130篇左右提升至约150篇。这使杂志在新开设的栏目之外,为原来的“影视理论”“电视剧研究”“电影史”“外国电影研究”“题材与类型”等栏目下的优秀文章转载保留了充足空间;其次,扩版后的《影视艺术》更好地支持了以“专题研究”“本期关注”“争鸣”等栏目对学术深度和多样化的探索。
多元开放格局下选文的学理透视
(一)“理论批评化”与“批评理论化”
近三年来,《影视艺术》的转载取向彰显出对“理论批评化”与“批评理论化”学术观念的高度重视,往往较多选发这类文章。因为此类文章往往从深具理论性的视角出发,直面当代影视艺术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与新兴现象,并通过有理有据、观点鲜明的论证与分析,在研究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拓展深化理论学术话语。
“理论批评化”与“批评理论化”是一组相互对照的学术观念,代表了学术论文与评论文章如何切中肯綮,回应影视艺术真问题的有效方法论。“理论批评化”是20世纪文艺理论的一种重要转向,意味着将理论从学术话语中心和体系化框架中解构。[6]在影视艺术的研究范畴中,波德维尔和卡罗尔所倡议的“中层理论”正是将现象与理论相结合的重要研究路径。而“批评理论化”旨在达成“对具体的现象批评过程中对于学理阐释的高度重视”,建构一种新的批评眼光,对问题、概念、范畴和方法进行重新概括。[7]通过在批评中融入丰富的学理阐释,作品与现象的分析不再是孤立的,而是能够在一种更具整体性的视野下得以审视。

《电影艺术》杂志2025年第1期 封面
无论是“理论批评化”与“批评理论化”,还是因之衍生的“理论的历史视野”“影史的批评立场”等交叉性命题,均反映出对理论、批评和历史三者关系的超越与再建构。许多此类文章着眼于影视艺术的理论构建或批评话语的整体性阐释,致力于探讨电影理论与批评的学术发展脉络及其实践意义。对此,《影视艺术》进行了重点和针对性的筛选,鼓励这类见解独到、论述鲜明的研究范式。例如,《电影批评话语关系论:从媒介赋权到场域构型》(周旭,《电影艺术》,2022.3)和《“理论批评化”与电影工业美学“接着讲”——兼与朱晓军教授商榷》(陈旭光,《艺术评论》,2023.5)均代表了国内学界对“理论批评化”与“批评理论化”转型与本土化转变的深入学术探讨。前者讨论电影批评场域的生成过程和结构特征,揭示了电影批评的位置关系、资本转换原则和话语秩序变化规律,强调媒介技术发展对电影批评的影响,是国内电影学界对“批评理论化”的最新思索;后者则强调中国电影理论建设在当前阶段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批评化”以发挥其实践品格和批评效应。文章通过与美国电影理论家安德鲁·萨里斯的“作者论”进行比较,阐述了电影工业美学追求“经世致用”的理念,即其能够有效地阐释和解释电影现象,标志着“理论批评化”的实践与提升。其次,《影视艺术》所转载的此类文章同样包含对理论、批评和历史研究的重审与重构。以“考古”思维与方法为导向的创新性、启发性研究是重要的一维。例如,《退化的诗学——电影的媒介考古学与新电影史研究》(路涛,《世界电影》2022.7)一文,着眼于电影史的新研究范式——媒介考古学,探讨这一强调历史的非线性和断裂性、注重恢复媒介的物质性和寻访媒介的异质性的方法,对电影史研究的启发以及如何将其本土化的思考。除此之外,诸如《数字人文、媒介考古与中国电影“源代码”》(李道新,《电影艺术》,2022.11)、《电影再媒介化:概念考古与理论展望》(赵斌,《文艺研究》,2022.12)等文章,也深入考察媒介与电影的历史关联,还将数字人文、再媒介化等新兴学术议题融入电影研究,推动了媒介考古学在中国电影研究中的运用与理论拓展。
(二)关注类型及其格局嬗变
类型及其格局的嬗变一直是电影和剧集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论文在《影视艺术》转载文章中始终占据重要比重。“类型与题材”栏目专注于收录国内类型研究的最新成果,整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大主题:其一,类型的历史发展与演变,涉及喜剧、现实题材电影、神怪题材、人工智能题材电影等多种类型与亚类型;其二,类型的融合与跨界趋势,以及类型风格所承载的文化符号与社会互动;其三,以“温暖现实主义”“新西部电影”等为代表的研究,着重探讨了类型的本土化转型;最后,类型与观众的接受机制的研究,以及类型与电影工业的互动,也构成该栏目转载的重点关注视角。
除“类型与题材”栏目外,《影视艺术》还以专题形式呈现“科幻”“动画”“新西部”“影游融合”等类型相关栏目,尤以“科幻”和“动画”为近三年重点。自2020年“科幻十条”[8]发布以来,国产科幻创作与学术研究迅速升温。近三年《影视艺术》多次推出科幻电影专题,着意从比较视野中构建科幻研究的多维度框架。以2024年第3期的“科幻电影”专题为例,该期转载的四篇文章面向科幻假定性美学、连接奇观、共同体美学、技术反思及生态批评等不同学术议题和研究理路,在关注科幻影像的美学形式外,还共同显示出对技术、后人类与生态问题的关切,延伸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讨论。
《影视艺术》对动画类型研究的持续关注,则主要聚焦于学界对动画历史发展、审美创新和文化传承等研究路径的探讨。其中,中国动画的本土性研究是重点转载主题。《中国(大陆)动画理论述略(1950—2010年代)》(聂欣如,《艺术百家》,2022.1)和《动画电影新力量的群体特征与审美建构》(李磊,《艺术百家》,2022.1)等文章,从相对宏观的历史视角剖析中国动画的历史传承、群体特征与当代发展,并总结动画类型在工业化、技术性和审美力方面的时代新变;以《传承·创新:中国神话改编动画电影研究》(马睿,《艺术百家》,2023.12)、《传统美学精神的浸润与当代重构——论神魔小说改编动画电影的审美特性》(徐兆寿、武翔,《南方文坛》,2024.1)为代表的研究文章,则从体裁和题材的微观视角出发,力图总结和归纳中国动画生产的方法论生成,突显了论文的实践意义。
(三)重视本土理论建构,助力“中国电影学派”建设
近年来,构建理论主体性已成为中国影视学术研究中的内在愿景,推动影视本土理论的发展也成为学界与学术刊物的重点课题。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电影学派”这一目标,实质上包含了影视学科面对“阐释危机”时的某种“抵抗”。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理论虽然滋养了中国影视学术的成长,但“过度阐释”的陷阱和“无效阐释”的尴尬并未在中国影视研究中被消弭或化解。从历史的角度看,由“影戏观”本土观念到“左翼电影运动”,再到现实主义传统和民族性审美,均造就了中国影视实践与发展的独特本质及身份建构。《影视艺术》顺应这一趋势,积极支持并倡导本土理论的研究理路,围绕“中国电影学派”“电影工业美学”“共同体美学”“中国电影伦理学”及“想象力消费”等理论与概念展开探讨,推动中国电影理论体系的生成与创新。
2023年第5期和第6期的《影视艺术》,连续两期聚焦中国本土影视理论建设,围绕“中国电影理论与学派建设”和“中国电影学派与电影理论建构”分别开设专题。通过对这两期所选文章的梳理可以发现,《影视艺术》在推动“中国电影学派”建设方面,尤为重视其建构路径、体系反思、核心关键词与变化趋势等建设性议题的研究。这一取向表明,《影视艺术》致力于推动“学派”从概念生成阶段,向方法论、历史经验及学理视角(如“伦理学”)等层面进行深入解读。这种视角也旨在消解学术与实践的隔阂,使其更贴近影视发展的实际需求,提升“学派”的务实品格。
(四)历史总结与前沿探索并重
历史总结性与前沿现象的研究同样是《影视艺术》凸显的学术焦点,二者在“电影史”和“影视理论”栏目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脉络。在“电影史”栏目中,转载文章普遍展现出对多重视角和理论框架的注重,例如对“区域性”(如2023年第6期“百年香港电影”专题)和中外“早期电影”的深入分析,体现出《影视艺术》对兼具广泛文化视野与比较性的电影史学研究的推崇。与此同时,《影视艺术》在前沿研究主题上展现对技术与文化碰撞的敏锐捕捉,转载文章涉及人工智能、影游融合、当代艺术与电影等新现象的研究,包括对元宇宙概念、影视互动性、具身体验设计、游戏叙事性等前沿话题。这些研究不仅回应了影视学的数字化转型趋势,更借理论支持解读了新媒介与传统影视的有机融合。

《当代电影》杂志2025年第2期 封面
此外,一些专题还反映出历史总结与前沿探索的双重契合,尤其是在与传统文化资源转化相关的研究上。例如,2024年第6期的本期关注“传统转化与神话改编”,展示了影视学界在创新应用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方面的最新思考。该专题承接了林毓生先生所提出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9]理念,以神话叙事、历史重述、民族美学等要素为核心,探讨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影视工业,并结合东方美学进行叙事转型。这一研究角度不仅为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利用提供了学理支撑,还进一步推动了电影工业化和文化输出的创新,成为启发学界相关研究的重要学术范式。
三
“整体观”视野下的选文取向与学术引领
笔者认为,知识结构应是阴阳互补、互不偏废的知识原型,这种结构有助于形成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既“睁眼看世界”但又不崇洋媚外,既受西方影响又坚守本土文化的独特性。[10]同样,对于《影视艺术》和国内影视学术的发展,务实与开放的态度是组建“整体观”式学术框架的必由之途,也是近年《影视艺术》力图实现的“编辑力”作用,以契合当前多元化、包容性的影视学科背景。为构建“整体观”学术框架,《影视艺术》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和具体尝试:
(一)中西融合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影视学术体系逐步走向成熟,但由于时代局限,西方理论在相当长时间内主导着中国影视学术的研究视野。进入21世纪,伴随创作领域的迅速发展和本土化观念与审美意识的提升,国内学术立场逐渐呈现出某种二元对立格局:一方面,部分学者高度依赖西方理论,忽视异质性,致使部分研究流于简单“移植”,实际意义有限;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创作实践对西方理论的“排异”反应,逐渐滋生出对西方理论的“他者成像”批评与抵触情绪,但也容易陷入故步自封的困境。两种倾向在过犹不及中均存在局限,启示学术视野必然需要从世界和民族两个历史坐标中考量。作为国内影视学术的重要交流平台和前沿观点的碰撞场,近年《影视艺术》在文章选编中秉持并鼓励中西融合的研究方向,对外国理论评介和其对中国影视研究的启发尤为重视,希望在开放的立场中引导学界探索跨文化理论资源借鉴的有效路径。
2024年2月底,在中国学术界广有影响力的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逝世,学界纷纷撰文沉痛悼念。在2024年第9期中,《影视艺术》推出“本期关注:大卫·波德维尔研究”,所转载的三篇文章,分别立足学术谱系、自身关切和世界眼光,对波德维尔学术贡献及其全球影响进行回顾,再飨国内学术。其中,《波德维尔的电影诗学:从个体风格到世界电影》(范倍,《电影艺术》)梳理了波德维尔在电影形式、观影能动性和历史电影诗学方面的理论贡献;《大卫·波德维尔的亚洲电影研究及其反思》(陈林侠,《电影艺术》)则基于波德维尔对亚洲电影的研究,反思其方法论的得失,深入考察电影本体观的局限与启发;《齐泽克-波德维尔之争再考察》(刘昕亭,《电影艺术》)立足于客观的学术立场,深入探讨了齐泽克与波德维尔之间的学术争论对“后电影”阶段的启示意义。论文不仅揭示了二者学术对话的复杂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学界对波德维尔理论的延续性思考。同样的理念也体现在2024年第10期的“专题研究:德勒兹研究”。三篇论文均聚焦德勒兹及其“情动”理论对电影的影响,试图从整体上对电影哲学进行谱系化探索,将柏格森哲学、巴赞影像本体论和戈达尔的作品纳入电影哲学史流脉的重要参照之中。同时,这些论文也观照到“情动”理论与电影哲学的实际价值,揭示其作为方法在当代艺术电影和实验电影领域中的切实意义。
(二)主张争鸣
各抒己见的学术“争鸣”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常态。“百家争鸣”有助于激励思想创新和观念交锋。“争鸣”性文章首先是面向过往研究中的缺憾和不足。当然,这并非是对被争鸣对象的否定,而是以客观态度看待各阶段研究因历史条件所产生的理论保守性——例如数字技术对电影本体论的影响;或因现象的不稳定性而导致的论证深度与缜密性不足,如ChatGPT问世以来快速流变的人工智能议题。《影视艺术》设立“争鸣”栏目的目的,正是为撰写批判性与反思性文章的学者提供一个重要的发声平台。事实上,从历史视角来看,许多经典理论都经历了从非学术问题到理论建构的转变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的批判性反思与重新解构的“争鸣”姿态尤为重要。
纵览近三年的《影视艺术》“争鸣”板块,影像的“真实性与本体论”问题是理论争鸣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媒介形式及其存在方式的不断演变,影像的本体及形态逐步超越了传统理论框架,电影的真实性与本体论面临新的挑战,亟待新的理论阐释。譬如,在新媒介环境下,电影真实性应当被重新认识,真实感如何因媒介形式的变异而发生变化成为亟待厘清的问题。[11]随着VR和元宇宙在影视中的应用逐渐增多,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也被重新定义,推动了对影视虚拟现实真实性问题的前瞻性思考。[12]电影的本体论也在“争鸣”话语下被重新审视,如有学者提出重视“门”的电影本体论譬喻,认为电影不仅是现实的镜像,更是通向虚构与想象世界的门户。[13]这在经典电影理论关于电影是“梦”“窗户”“镜子”等的隐喻话语之外又有望增添一个新的术语,而这样的术语背后,隐含的实际上是媒介形态与主体性、电影观念等的全新的“革命性”变革。方法论上的争鸣聚焦于影视批评与学术话语建构。诸如对影视问题“过度阐释”的批评,反映了对批评话语中方法论的深刻反思。[14]美国华语电影研究学者鲁晓鹏,则从中西学术话语的对照中,反思学派建构过程中的不足,指出学派话语的某些局限性。此外,新技术与新现象的出现为“争鸣”文章提供了丰富的议题基础。例如Sora等AIGC技术对影视艺术想象力的冲击[15];以及当下短视频的广泛流行所引发的伦理问题[16];电影之后,从框取窗口到虚拟视窗的变化[17]等具有前沿性和观念革命性的话题,均成为“争鸣”栏目中引人关注的焦点。
(三)刊物来源、作者身份的多元化
当前,学术传播的趋势正从传统纸媒向数字媒介转型,在互联网上分享资讯、交流切磋已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学术活动。互联网时代也带来了多样化的学术展示机会,在这方面,《影视艺术》充分利用互联网对学术资源的传播能力,例如通过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掘优质文章,力求体现学术的先锋性与广泛性。总体而言,《影视艺术》在选文来源和作者身份上均显现出一些调整,以适应当前跨学科资源共享、方法交融和工具更新的时代趋势。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 封面
在转载来源与发文机构上,近三年《影视艺术》转载的文章中,传统影视类权威期刊如《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当代电影》《中国电视》等依旧占据主要比重,这反映了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影响力,以及各大核心刊物对学术质量和热点问题的精准把控。但如《电影新作》《电影评介》《电影文学》等专业刊物也常有较多的优秀选文。除此之外,《影视艺术》在选文上也鼓励交叉研究,许多文章在影视研究的基础上拓展至传播学、媒介研究等领域。此外,期刊近年来愈加关注其他大艺术类期刊,如《艺术评论》《民族艺术研究》《文化艺术研究》《艺术学研究》等扩展国内影视艺术研究的学术空间;此外,《影视艺术》也极力扩展选文来源,注重从各大学学报选择零散刊登的影视类文章,并积极从其他“相邻艺术”刊物中筛选优秀论文,如《戏剧》《四川戏剧》《编辑之友》《天府新论》等。

《电影评介》杂志2024年第1期 封面
在作者群方面,杂志不仅转载了众多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的文章,还积极推广年轻学者的新锐研究,包括普通教师、高校博士研究生,甚至硕士研究生的学术成果。这种包容态度为年轻学者提供了展示成果的舞台,推动学术界新鲜血液的注入,营造出活跃的学术交流氛围。
结 语
学术期刊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和知识生产的角色,更需肩负起引领学术前沿的责任。对于编刊的研究和反思也亟待学界进一步关注,以期让刊物成为深层次学术的交流平台。
在数字化、人工智能与新媒介日新月异的发展背景下,影像的本体论、真实性、伦理等问题将持续变化,在学者们的深入思考研究外,以《影视艺术》为代表的学术期刊更需在“编辑力”中表达真实的学术关切,对新兴技术和媒介文化保持敏锐洞察,推动影视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持续创新。正是基于这个目标,近年《影视艺术》的编刊实践力争建构整体性意识,也基于未来的前瞻,尝试激发学界探索跨学科、跨领域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努力拓宽中国影视学术的边界。当然,这一路程既是未竟的,更是需整个影视学科各方的配合。但我们相信,只要学术方向是务实切实、正确的,“风正一帆悬”,必将迎来“潮平两岸阔”的坦途。
来源 《电影评介》杂志2025年第1期
编辑 韦露
一审 李俊
二审 申云帆
三审 曾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