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之长，今安在—读《民国风度》（3）
一校之长，今安在—读《民国风度》（3）
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叫做《民国风度》，本书共25万字。我会用6期的内容为您来讲解本书的精髓，本期是讲解的第3期。
01
清华不该遗忘的人——周诒春
2004年6月，徐百柯走进老清华园，来找清华人事部的一位干部，想打听一个人——周诒春。
人事干部摇头说不知道，但他愿意帮忙从人事数据库里查找。
徐百柯为什么要找周诒春？周诒春是何许人也？
周诒春，于1913年至1918年任清华学校校长。作为清华的老校长，周诒春留给清华的东西很多——在他任内确立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并亲自规划督造了清华早期的“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
今天的清华，处处都有“周诒春”的影子，但却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不仅是清华那位人事处的干部，在清华校园里，随便问几个学生或老师，大多不知道周诒春是谁。
周诒春任职期间，清华学校是一座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周诒春对学校的长远规划进行思考，他认为清华有良好的基地、充足的经费，久远之计是将清华逐步扩充为完全、独立的大学。
因此，7月27日，他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交了一份报告，正式提出将清华改办为一所完全大学的建议。
1918年1月，周诒春以“力微任重、劳顿成疾”为由辞职。
在他离开时，清华的学生和老师们都舍不得他。他辞职离校那天，全校师生集合，学生们身着军操制服向他致敬。
据清华教授温源宁回忆：“周校长离职的那一天，对于他领导下的教职员、他的学生和他自己，全都是悲哀的一天。”
老一代清华人，包括清华大学著名的校长梅贻琦，始终以“老校长”称呼周诒春。
20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曾发生过“校长风潮”，几位不受欢迎的校长被教授会和学生会驱逐。
这时，师生们想起了周诒春，于是派代表到他家里“劝驾”，同时，清华校刊上也发出了“请教育部任命周诒春为校长”的呼吁。最终，这件事因周诒春本人坚辞作罢。
清华大学教授刘师舜说：“我等无清华，无以至今日。清华无周校长，无以奠其基。”
02
硬朗的北大校长——马寅初
一位北大老校友回忆起当年初入北大时，听马寅初校长讲话的情形，马校长是这样开头的：“兄弟我今年七十三……”然后他大讲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冷水浴的乐趣。
马校长的讲话，让人感觉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率真。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虽迈入古稀之年，身体却出奇的棒。
马寅初常常在假日里去西山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冷刺骨的河岸上，他老人家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
马寅初强壮的不只是身体，还有意志。
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被打成右派。北大开批判会批判他，会议开始了很久，他不来。派人去“请”他，他搬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
面对批斗他的人，他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当年，北大所有的刊物和全国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检讨，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圆圆的一张脸像弥陀”。
所以，作家董桥曾撰文，让今人“学学马寅初的硬朗”。
1958年前后，马寅初屡遭批判，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到困难便低头。”
1960年，在“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这位不妥协的学者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
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不能再公开发表文章。在如此境况下，马寅初根据大量的农村实际调查，写出了100万字的《农书》。他坚信这部书总有一天可以出版。
孰料“文革”开始，马寅初不得不痛下决定：“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整整一藤箱、几十卷的《农书》手稿，被马寅初亲手点燃，灰飞烟灭。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因病去世。
去世十一年后，马寅初获得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被誉为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
03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马相伯出生；1939年，抗日战争仍在持续，马相伯逝世。百年间，他留下了一所享誉中外的大学和一个高山仰止的背影。
作为教育家，马相伯“毁家兴学”的故事，已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
1900年，马相伯将自己的全部家产——上海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学堂的基金，并立下了捐献家产兴学的字据。
1902年，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震旦”为梵文，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震旦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
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1905年，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办学，违背了学校的民主自治传统，引发“震旦学潮”。马相伯明确表示同情学生，并于1905年5月27日，在吴淞口另立复旦公学。
“复旦”之名，出自古诗《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且含“恢复我震旦，复兴我中华”之双重寓意。
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
在马相伯近百岁时，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一次又一次参加抗日民主集会。
马相伯百岁寿辰后不久，一天，作家胡愈之来看望他，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把中国叫醒。”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的“叫声”。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华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
创办了武大和南大的张之洞闻听此言，赞誉马相伯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马相伯慷慨激昂地发表抗日言论：“噩耗传来，天地变色……虽自顾老迈，亦愿勉励负一部分责任。”
从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
“七七事变”后，他发表《钢铁政策》广播演讲，呼吁国人立即行动，誓死抗击日本侵略。
马相伯逝世后，他的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这幅挽联，成为一代名联。
04
南开“不倒翁”——张伯苓
有这样一句话：知中国者必知天津，知天津者必知南开。这座城市和这座学校气脉相连。
张伯苓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他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者”。
然而，曾有一段时间，南开却漠视张伯苓的存在。
1949年，蒋介石邀请曾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职的张伯苓去台湾，张伯苓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留在了大陆。
由于张伯苓曾在国民政府任职，1950年9月，他回到天津后，南开的师生们对张伯苓的归来并不欢迎，态度冷漠。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有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
张伯苓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
10月，南开校庆，张伯苓早早准备去参加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席位。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
与生命最后两年的心灰意冷不同，张伯苓四十多年来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失败了再起来。他从不灰心，自喻为“不倒翁”。
他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间，惨淡经营私立的南开学校，为了筹款，求过人，坐过冷板凳，挨过白眼。
张伯苓却坦然面对，他说：“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这些付出所得到的收获无比丰硕。
胡适曾称赞张伯苓：“在他仅只22岁时从五个学生的一个私塾办起，到1917年他41岁时，他的中学已经有一千个学生。1936年他60岁，南开学校（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及研究所）一共有三千学生。”
曾在南开求学的周恩来评价他的校长：“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校长是一校之魂。”清华校长周诒春、北大校长马寅初、复旦校长马相伯、南开校长张伯苓等，这些校长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让后人敬仰，他们是所在高校的一面旗帜。
民国时期，有这样一位记者，让不少官员带上红包亲自拜访，但无一例外遭到他的严词拒绝。这位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的记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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